他们不遗余力攻击的，往往是我们做得最好的！
第三，法律规定属于终局裁决的涉及行政协议的行政争议，不纳人受案范围。
由于我们所说与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被储存在数字化记忆中，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器进行访问，因此，我们的言行可能不仅会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所评判，而且还会受到所有未来人的评判。[67]参见杨乐、曹建峰：《从欧盟被遗忘权看网络治理规则的选择》，《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58页。
很多被遗忘权支持者首先将被遗忘权追溯到信息与隐私专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名著《删除》。[61]有的认为，大数据已经破坏了人类知识的累进机制，有必要引入信息的遗忘机制。在立法层面，我国有的法律规定虽然与被遗忘权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仍然与欧盟的被遗忘权有较大差别。诚然，舍恩伯格在书中指出了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性以及网络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数字化记忆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应对此问题的删除机制或遗忘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舍恩伯格并没有提出一种建立在个体主义之上的被遗忘权。可以预见，被遗忘权本身很难阻止相关信息的流通。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而欧盟的被遗忘权却确立了一种绝对化的个人信息权，将本来应该由个人所承担的信息曝光的责任变为由国家的正式法律来承担。对于自治争议的案件，在合同内容条款本身的举证上，应遵循民法的举证责任制度，由发起人来承担举证责任。
法院审查国有土地出让协议的出让年限，是审查行政协议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该学者在分析了上述不同观点后认为，对于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行为的法律适用不能一概而论。在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上，最主要的有二个问题需要解决好。比如行政协议中有些是不同行政主体之间为了行政协作等目的而签订的协议，可以称为区域行政协议。
这从《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中的等字，以及《适用解释》第11条所界定的行政协议内涵和其他行政协议的明确规定中也不难看出。在关于行政协议的专项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解释》相关规定的有关内容，在适用法律方面可以援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审查标准 审查标准是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核心。《适用解释》第12条对四种情形下行政协议的起诉期限作了明确规定，即除了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外，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说来，征收的对象是不动产，而征用的对象除了不动产以外还包括动产。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但就行政协议的合约性而言，无论是诸如政府采购协议、特许经营协议等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还是大量依据容许性原则签订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均具有相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如同其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样，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也始终面临两个基本问题。（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
因此，行政协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横向上的问题而言，如上所述，就不应当限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应当及于所有行政协议。正如该学者所言，上述关于行政协议判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只是以行政协议补救判决为中心，分析了《行政诉讼法》及其《适用解释》中明文规定的其他几种行政协议判决方式与补救判决的关系。
至此，不仅统一了此前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的不同称谓，而且使得行政协议纠纷解决途径这一核心焦点的争论稍稍平息。[5] 江必新：《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34期。
在合法性审查中还有一个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协议的容许性原则之间的协调问题。[12] 在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中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即行政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第二，征收征用的对象除了不动产外，还包括动产。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41] 实际上，《行政诉讼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行政机关对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做出规定。[39]有学者认为，囿于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法》及《适用解释》没有规定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监督。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一）居住用地七十年。因为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中，早就规定了连接公私法规范的引致条款，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乍看起来，这一规定对行政协议的法律适用已经规定得很明确，即以公法规范为基础，可以同时适用不违反强制性公法规范的私法规范。[38] 总之，法院在对行政协议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首先排查是否属于受案范围、原被告是否适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等程序性事项。
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而言，行政协议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应结合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证据规定和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证据规定，基于行政协议争议自身的特点，合理分配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
当因无继续履行可能性和现实性时，补救判决是第二顺位需考虑适用的判决形式，在确认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作出补救判决。理由是，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有助于减少政府的败诉风险，助推政府重点项目的开展，同时在没有对合同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减损的情况下，确保行政效率。[4] 很显然，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相比，《适用解释》第11条关于行政协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要宽泛得多。横向上的问题是，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文本规定上所表述的几种行政协议，还是所有的行政协议？纵向上的问题是，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文本规定上所表述的四种情形，还是与行政协议有关的所有情形？ 根据《适用解释》第11条的规定，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例如，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协议约定的数额有误请求变更行政协议，行政相对人认为合同系因重大误解，或者受胁迫、欺诈而签订协议，故而请求解除行政协议等。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尽快制定行政协议的专门性司法解释，细化《行政诉讼法》及《适用解释》中关于行政协议问题的规定，从而为行政协议纠纷的有效解决提供少争议、便操作的具体规则，进而有利于行政协议的订立与履行，保障行政协议双方利益的实现。
行政诉讼历来不管辖国家行为，因为带有高度政治性。但是，这一条文却并未提及行政协议本身的效力审查时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规范。
对于公私合作所引发的纠纷，德国迄今也并无确定统一的救济方式。有的就认为，行政诉讼中行政协议的范围只限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且还只限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这两类行政协议。
但在特殊情形下，即在被告违法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时，法院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应作出补救判决要求被告撤销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以恢复原协议的效力。[40]对于行政机关能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协议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41] 赵龙：《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行政机关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报》4月16日 [42] 吕立秋：《行政协议的纠纷解决路径与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70页。[15] 规范性文件能否成为判断行政协议合法性的依据呢？在行政实践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构成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指引规范，因此不得因为效力层级不高，就否认其对行政机关自身的约束作用。
[6] 梁凤云：《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规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2条规定了补充适用的规定：只要第54条至第61条未另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余的规定，另补充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其次，具备抽象性的战略协议应被排除。但在2018年的最新司法解释中，只在第68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但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约者，不在此限。第15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